《尚书》原称《书经》，也可单称作《书》。它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，其中保存了若干殷周时代的历史文件和原始材料。属于“四书五经”中的“五经”。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里， 《尚书》是第一部用文字记载的中国上古史。《尚书》对于上古史的记载，分为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书，共58篇，各有篇名。它记载了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682年的历史。可是整个《尚书》的历史记载，除了最后一篇《秦誓》以外，都没有年月可记。虽然如此，它还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尧开始，依其时代先后，把这一部中国的上古史留给了后人。
古人“尚”与“上”通用，“书”原来就是史。上古时，史为记事之官，书为史官所记之史，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，所以叫做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，“尚书者，上古帝王之书，或以为上所为， 下所书， 故谓之《尚书》”。（ 王充《论衡·正说篇》）
在上古的时候，自有文字以来，国家组织的雏形已经具备了。为了给君王记载言行，以及当时所发生的事件，由史官分门别类的记录下来。《汉书艺文志》说：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”所谓言与事分别言之，机械地说，左史记言，这个言就是指的《尚书》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。也有人将左、右二字颠倒起来，即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。不管怎样，这种把言与事截然分开的做法，过于拘泥。实际上，《尚书》不仅记言，也有史实。在唐朝刘知几的《史通》里，把史论分为六体，其中便有《尚书》，这也充分证明了《尚书》中言论和史实是并存的。
《尚书》的编定者孔子（公元前551-前479 年），被人们称为“万世师表”，与老子同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，同时又是出色的教育家———首创私人办学，公开提出“有教无类”的口号，从而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一定的社会范围。并主张因材施教，重视发挥受教者的主动精神。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；50多岁时，由中都宰擢任司寇，参与国政；3个月后终因政见不合，离开鲁国，游历齐、魏、宋、陈、蔡、楚等国。晚年时返回鲁国，继续讲学。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，他的弟子多达3000人，其中得意门人有包括颜回、曾参、冉求等在内的72人。
《尚书》是五经中学术价值最高，但也是最为艰深难读的，这部古籍素以文辞古奥难懂著称。特别是从先秦到唐代，这部书的版本和内容经历了多次的变化和曲折离奇的历史，其中已掺入了不少伪造的篇章。诸多社会历史原因，使之面目全非，越发难于整理。经过两千多年不少学者的努力，虽然有了点头绪，但距离彻底清楚之日，似乎还很遥远。
《尚书》定本编成以后不久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并实施了各项改革。在文化方面，规定用一种比较简便的隶书作为日常通用文字。官方所用的《尚书》，应该是用隶书改写过了；而民间所收藏的却未必全用隶书改写。因此，这个时期很可能使《尚书》产生了字体不同的版本。到了秦始皇晚年，下令焚书。经过这次焚毁，凡是先秦文字所写的《尚书》原本差不多全部被销毁。幸而当时的博士伏生将《尚书》藏于墙壁的缝隙之中，保留了完整无缺的29篇，其他篇章已佚失。
秦朝灭亡后，汉高祖明白了“不能马上治天下”，为使国家长治久安、欣欣向荣，汉高祖下旨尽力寻求天下失亡之书。汉文孝帝时，寻求专门研究《尚书》的人，经多方打听，最后才知道有位在民间传授《尚书》的大师伏生还健在，想请他讲学。
西汉初年伏生所传的今文《尚书》亡于晋朝，西汉中叶孔安国所献的古文《尚书》亡于唐朝，只有刘宋时期出现的伪《孔传古文尚书》保留到了今天。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本子包含了许多篇伪书，但还是不得不用它作为研究《尚书》的惟一蓝本。
《尚书》-内容精要
撇开伪古文不说，介绍一下全书最重要部分———真古文33篇的内容精要。
《虞书》四篇记载的是我国上古唐、虞时代的历史传说，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，虞舜和他的大臣禹、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，这四篇都以虞舜为中心，所以称为《虞书》。
《夏书》二篇中的《禹贡》记载了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，另一篇《甘誓》记载禹的儿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的誓师辞，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。据传说，夏朝经历了400多年，这两篇所涉及的只是夏朝历史的点滴而已。
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，上述《虞书》和《夏书》六篇都不是虞代和夏朝当时的历史记录，而是战国时期，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。其中只有《甘誓》一篇已出现于战国前期学者墨子的著作中，文字和今本《尚书》大同小异。因此，这一篇的来源较早，至少在战国时期以前即已存在。
《虞书》四篇中的个别词句也曾被春秋、战国时期的人们引用过，但当时所见的篇文是否与今本相同，很有疑问。此外，从不同角度考察，这四篇似乎仍保存了不少有关尧舜时代的可靠传说，所以仍不失为研究我国上古历史的重要资料。《禹贡》一篇的内容，未见征引于前秦任何著作，可能出现的时间最晚，但它是我国古代对地理面貌做出综述的第一部文献，学术价值极为重要，人们现在普遍把它作为战国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献看待。
《商书》7 篇，除第一篇《汤誓》记载商汤伐桀的事情以外，其余6篇都是商朝后半期的史料。其中《盘庚》三篇记载盘庚迁都于殷的时候告谕臣民的讲话。其余3篇都记载商朝末年的事，有两篇与商纣王有关，和《周书》中前一部的内容是直接相连的。这7 篇中，只有《汤誓》被人们认为是后来追叙的历史传说，其余6篇都是比较直接的档案。
《周书》20篇可以分为两部分。前一部分包括从《牧誓》到《立政》为止的十四篇，这十四篇内容最为丰富，是全部《尚书》的精华所在。它们集中地报导了周朝灭殷（即商朝）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，主要情节内容以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为中心人物；后一部分包括《顾命》以下的六篇，其中《顾命》和《康王之诰》从性质和内容、文字来看，本是一篇，所以，也可以说是五篇。这五篇中，时代早的属于西周前期，时代晚的属于春秋中叶。前三篇是周朝中央王室的档案，后两篇则分属于鲁国和秦国。一般认为，《周书》二十篇大体都是可靠的真实档案文献，其中只有《洪范》一篇记载箕子对答武王的谈话，内容全系五行学说，似乎应是战国时期五行学家兴起以后的作品。但也有人认为五行学说起源很早，《洪范》即其渊源。总之，抛开这一篇不说，其余十九篇都是我们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。
全部内容综合起来，大致可分为三组。（一）：关于尧、舜、禹、皋陶、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；（二）：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，尤其重点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；（三）：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，所属时代不同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，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。
《尚书》各篇的文体也不尽相同，大多数篇章是“记言”，但也有些篇章是“记事”或“记言兼记事”。孔颖达在《尚书正义》中把《尚书》的文体分为十类，未免过于琐碎。我们现在归纳一下，可以分为六类。
第一类是“典”，例如《尧典》。“典”字在古代象形文字中表示尊重的意思，所以，凡是受人尊重的书册就称为“典”。“经典”、“典范”这类意义都是由此而来的。《尚书》中的“典”即“经典”之意。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在《尚书》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。
第二类是“谟”，比如《皋陶谟》。“谟”字读音和字义都与“谋”字相通，“谟”的意思就是“谋议”。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在《尚书》中也很少见。
第三类是“训”，例如《伊训》。“训”就是“教训”的意思。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，现仅存《伊训》一篇。
第四类是“诰”，例如《大诰》。还有一些虽不以“诰”为篇名，但实际上也是“诰”。如《盘庚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等等。“诰”的意思就是“告谕”，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做“诰”。《尚书》中的“ 诰” 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群众讲话。“诰”体大多记录讲话者的口语，一来由于商、周时代的口语和近代口语距离很远，二来由于口语本身不能像书面文字那么有条理，往往重复琐碎，所以“诰”体文献特别生涩难懂，也是《尚书》中最难理解的部分。以致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也感觉“诰”体文章读起来结结巴巴很不顺口，故而评论道：“周诰殷盘，诘屈聱牙。”在这33篇中，属于“诰”体的文献占了半数左右，是《尚书》中最重要的部分。
第五类是“誓”，例如《汤誓》。“誓”一般指的是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。属于“誓”体的文献在《尚书》中所占的比例仅次于“诰”体，是比较多见的。“誓”辞大多有节韵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《秦誓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我武惟扬，侵于之疆，则取于残，杀伐用张，于汤有光。”这里的“扬”、“疆”、“张”、“光”押韵，字句整齐，韵律鲜明，犹如诗歌一样。“誓”体力求简捷明了，所以比较容易读懂。
第六类是“命”，例如《文侯之命》。“命”本来就是“命令”的意思。《尚书》中的“命”是古代常见的一种“命辞”，它们大多数是君王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所宣布的命令。《文侯之命》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所发布的一道奖令。属于“命”体的文献在《尚书》中很少。
既然传说中《尚书》是孔子编订的，而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因此，《尚书》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。
儒家思想归纳起来，以仁为核心，以礼为实行仁的手段，这就是“以仁为本，以礼为用”。它反对苛政滥刑，主张“为政以德”，在做人修养上，注重发扬“仁”的品德。《尚书》开篇便体现了孔子这种主张以“仁政”治国的观点，其中说道：“古时候的帝尧??光辉广披四海，以至于天地上下、明察秋毫而贤才兼人；亲近各族人民，各族人民既已和睦相处；使百姓明辨是非，百姓所视明白；能团结天下万国，随着尧的德行的感化，风俗大和。”
《尚书》中还记载：尧在位已70年了，想选择贤能之人以便禅位。当时想推举四岳为继承人，四岳说自己德薄，不能有辱帝位。于是推选纯孝之人的舜，当时的舜以孝闻名天下，所以才被物色为天子的继承人。由此可见儒家倡导“以孝治天下”的思想。
儒家的“孝”与“忠”的思想是相连的，俗话说： “忠臣出于孝子之门。”孔子说“孝慈则忠”，所以说，忠于其君，忠于其国，必须以孝为基础。我们在《尚书》中可以看见忠于人民的汤、武革命。同时，可以看到两个忠于其君与其国的伟大典型，这就是商汤的伊尹和周初的周公旦了。尤其是周公旦，孔子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，把他树为后世忠臣的楷模。
西汉董仲舒提出“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”的倡议后，从此在中国开创了以儒家为正统学说的局面。因此，从西汉开始，已形成了学习儒家的经典热。以后的董仲舒、刘向、郑玄、韩愈、朱熹、王阳明等人，步孔子的后尘，更加发展了儒家学说，这个学说根深蒂固地植于历代中国人民的思想中，成为我国人民的精神支柱。两千多年以来，儒家的思想始终统治着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。由于《尚书》在儒学上的重要地位，在当时的封建主流社会备受推崇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此外，《尚书》中也反映出了儒家学派孕育中的民主思想。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里提出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也就是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只有人民安定，国家才能昌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