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老子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哲学主要关注政治的话，那么他的继承人庄子则是将目光全部投射到人生哲学上，庄子偶尔提及的政治，也是在阐述他的人生哲学；

如果说老子的“无为而不为”的哲学，将落脚点放在了“无不为”上，尚有一丝温度的话，而庄子则是冷冰冰的存在，他走向了无为的极端。

庄子反对文明，认为文明异化了人的自然本性；
庄子反对欲望，认为欲望牵绊了人自由的脚步；
庄子反对仁义礼智，认为它将人关进了道德的牢笼。
总之，庄子反对一切异化和文明，认为那样会伤害人性。庄子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，人如何在不自由的世界中获得自由，走向人类自由的最高境界——“逍遥”。
庄子的一生都在为实现“逍遥”的境界而努力，但事实上庄子逍遥吗？
从我们的视野来看，庄子不仅不逍遥，相反他一生却穷困潦倒，他穿草鞋破衣，居陋巷喝凉水，他没有粮食要向河间侯借贷，他于濠水桥上钓鱼，并非风轻云淡地享受自然田园之美，他需要活下去。
于物质而言，庄子的生活相当不堪，但在精神层面，庄子却相当风轻云淡。由此看来，庄子的逍遥与物质无关，他的逍遥只存在于精神世界。
庄子很清醒地认识到，人生来并不自由，身体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，唯有精神可以自由出入八方之外，“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。
庄子的逍遥理论是建立在“道法自然”的基础上的，道是自然发生的依据，也是自然运行的法则，人作为自然的一员，当然要依据这个原则。所以，庄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的干预，哪怕是人多了一根手指与脚趾，你去割掉它，这就是伤害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，正如我们要将野鸭的腿拉长，将白鹤的腿截短一样，不仅无用，更是一种伤害。
在社会中，伤害人的自然本性的因素还有很多。庄子认为，儒家提倡仁义礼智的意识形态让人更虚伪；功名利禄让人充满了更多的欲望；是非荣辱让人充满机心与矫情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小康生活可能让你变成一个不健康的胖子；身居高位则每日战战兢兢动辄得咎而劳神累形；钱多了想着如何保值增值，害怕一夜之间成为穷光蛋。总之人生太累太难了，这种困境庄子叫做“劳神累形”。
可见，欲望是人生痛苦的根源，只有泯灭欲望才能获得心灵的快乐。如何才能消除欲望呢？庄子告诉我们要“养神”，要保持心灵的恬淡与虚静。去掉影响心灵的一切异己的力量，功名利禄等尘世的欲望，喜怒哀乐等心理情绪，要让一切不入于心，做到“形容槁木，心如死灰”，对尘世中的一切不动心，如此才能达到逍遥之境。

人生活于社会，最焦虑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因为人类似乎可以把握一切，但无法把握命运。人类沉浸在宗教的迷狂中，其实就是为了明确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。儒家相信天命，但更相信人的作用，所以孔子在知天命之年还周游列国，寻找人生理想，遇到困难仍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
庄子完全不认同儒家的做法，在庄子看来，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，贤愚不肖，毁誉、饥渴、寒暑，是世之变，命之行也”，尘世中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，无需干涉更不能怀疑，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所以庄子说，“得者，时也。失者，顺也。安时而顺命，哀乐不能入也”。
基于一切无法改变的认识论，庄子对命运的态度是：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”，他将听天由命、安时顺当成了人类的最高道德。
当然，庄子也清醒地认识到，人必须物质化生存，就像他所说的，船没有水就浮不起来，大鹏没有风就飞不起来，庄子把这种生存困境叫做“物于物”，这叫做人生“有待”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境。
受到物的限制有待的生活，无法达到逍遥。因此，我们要在精神上摆脱物的限制，庄子天才地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做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，我们要驾驭物，而不是让物奴役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身体被物奴役，但精神却可以做物的主人，这种境界叫做“无待”，人一旦做到“无待”，则距离逍遥的境界就更进一步了。
还有一个因素在阻碍人类走向逍遥，那就是自我意识，在庄子的哲学中这叫做“有己”，“有己”就会让人去区分善恶贵贱、贫富荣辱，从而引起苦闷与恐慌。
要达到真正的自由就要“无己”，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，彻底泯灭物与我、人与我、吾与我的对立，忘记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东西，从“无己”到“无待”，如此则可以“齐物我”“齐是非”乃至“齐万物”，从而修养成“至人”“神人”“圣人”，分别达到“无己”“无功”“无名”的境界，如此可以从“有待”到“无待”，从物质到精神，从身体到心灵，进入“无何有之乡”实现人生的逍遥游。
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幻想，但庄子人生哲学的不执着于名利，超然物外、超脱世外的人生态度，慰藉了相当一部分失意彷徨的中国文人，也成为昂扬进取的儒家哲学之外，中国人内心深处一块美好的桃花源。